黄仁宇在他的《中国大历史》提出一个观点，就是“中国大历史上看最大的问题是中央政府无法推动国家整体在数目字上进行管理，从而不得不借助道德，于是资本主义各项发展的要求与传统农业社会无法调和，而各项现代社会的业务，包括预算、银行金融、军事仓储等无法展开。”

而有一个文学评论家，基于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认为即使未来中国真的在技术上可以实现在数目字上管理，但是如果文化上不改进，那么所有下级上报的数据，限于各种潜规则，将肯定是虚假和数据，而基于这些数据做出的决策质量如何也就不言而喻了。（此处引用不代表笔者同意这种看法，只是指出基于数目字管理的可能引起的忧虑。）

大而化之的说，区块链+大数据组合是否可以解决从数据采集到数据质量信任的问题? 大数据为巨大国家的中央制定各类政策提供依据，在获得准确的资源、农业、军事、商业和其他相关数据后

简而言之，中国由于地理和气候，在秦始皇时代就成功中央集权，从而应对黄河泛滥、北方游牧等必须统一才能应对的大挑战。因而中国政治体系的早熟在当日不失为一种成就，而代价就是当国家机构形成之时，社会底层依然是粗率而无从成长发展，法律、情感和纪律混淆。中国在很早之前就有一个完整的上层政治体系管理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但是在底层的还是以自耕农和农业为主的经济基础，而在两者之间，缺乏有力的中层提供各类商业兑换、资源调配、科研发展等方面的增值服务。

由于基层政府管制技术和资源的局限，同时又是唯一一个从公元前到20世纪一直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农业之管制方式，则视一切为定型，各类数据的收集频率无法适应底层生产发展的动态变化，缺乏弹性，经常不断地在中国历史中产生悲剧。

比如：土地税系从每一亩田地抽纳，但是再精确的底册不可能随时修正反映到实际的土地买卖和所有权转移。当以户口为单位的税收由于人口迁移和财产易主而短缺时，地方官由于对硬性数额负责，往往将其转嫁到其他人头上，从而进一步造成人户逃亡，亏额更大。因此，中国历史内一种经常出现的奇事在朝代中期出现，即朝廷已将一个被战争破坏的帝国扶植复苏而又欣欣向荣，可是这朝廷反不能与它本身一手培植的繁荣状态相始终。甚至有研究指出，明末为了应对李自成和满族的双重军事压力，崇祯的额外加征总额对比与当时全国特别是江南的财富并不多，但是由于官僚组织没有技术手段甄别每个纳税的小自耕农的实际财产情况，只能平均分摊到每个人头上，而富裕地主更有各种手段藏匿财产和转嫁从而造成大批农民破产和逃荒，反而加剧了社会动荡。

而缺乏有效的中层，则屡屡无法将中国拥有的巨大人口和财富转换为战争能力，从而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获得优势。宋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的朝代，也是对外战争失败最多的中原王朝，赵宋在积累大量财富的情况下，依然每每作战失利。其补给上的弱点常常被人忽视，将多种物品同列于军需违反了简单雷同的原则，当日记账能力不能保证完整的协调，即使最基本的数字，在管军政的枢密院和管财政的三司也互不相符。而同时，一边在开封有大量收集的粮食、布匹、丝绸等财富在府库中堆得发霉发烂，而这些物资无法通过商业化运作与民间商业机构合作转化为动员能力，无法形成支持政府的民间二三级缓冲服务，诸如保险、物流运输、存储、甚至招募合格军人并提供后勤服务等。而这一切有赖与政府和民间形成互相信任的“智能合约”，保证所有参与方的合理商业利益，这与当时的官僚主义不相容，也没有相应的技术支持。王安石的变法视图通过官僚资本刺激民间经济，却由于无法约束和定义官僚资本在商业活动中与民间的平等关系而超越了当时的技术和文化。

在经过了宋朝王安石扩张失败后，最后一个汉族朝代明朝则采取完全收敛的财政设计，试图设计一个静态不变的社会图景。从明初，朱元璋建立政权，其设计就是以全国大多数的农村人口为标准，建立了极度中央集权（皇帝的权利很大）同时又极度分散化的供给制度（相对文官集团可以操作的程度）。明朝有两个主要的原因，是它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历代沿用的军户制度很快衰退，财政税收过于迁就农村经济而不易做全面的改组。当明末面临两面作战时，军费应由较为丰裕的地区担当，可是既无适当的统计数字，又缺乏执行时的威权，户部只好将额外征收数平均分摊在全国各州县。而计算则根据各省的耕地，这数字既不准确，且早已过时，结果使某些原来应受接济的县份更为不堪。

一言以蔽之，由于亚洲地理的特性，中国很早就成为一个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和人口众多的大国，拥有完整的上层建筑。而代价是下层以上千万甚至上亿自耕农依然处于小农经济的时候，在技术手段落后的情况下，中央就希望通过官僚主义自上而下的压力来通过薄弱的中层直接与上亿自耕农发生关系。也因此，先进的中国农耕文明在面对文明程度更低但是组织动员简单全民皆兵的北方游牧民族时往往在军事上反而处于劣势。而同时，又由于官僚主义无法与民间商业力量产生互信无法支撑城市文明的有效发展从而发展出金融、保险、科技、物流等等民间商业机构有效提高第二层和第三层的支援并刺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因此，国家无法与每一个公民发生真正高质量的准确的联系，无法有效组织和动员全国的经济和战争潜力，这一现象无论在近代的鸦片战争直至抗日战争中都有体现，而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通过严密的组织完成了初步草创，其结果可以参见抗美援朝中，全国动员后的战争潜力和动员能力。即，在技术无法满足，国家无法通过数字管理的情况下，国家只能在质量和数量中两取其一，而巨大国家则只能先选择庞大的数量。

时间到了今天，借助包括大数据和区块链以及人工智能等的技术进步，巨大国家有可能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与每一个个体的联系和信息收集质量，从而在拥有巨大数量的前提下，同时拥有质量。这是巨大国家在未来将大大优于小国的基础。

仅仅由于最近二十年的电子政务、互联网发展，政府就已经可以收集每一个公民的信息，在初步完成的各自的数据采集后，不可避免的发展类似数据质量低、数据孤岛、数据更新频率低等情况。但是技术本身，特别是数据采集方式的丰富和数据来源的多样性，以及区块链技术与大数据的结合，将会有效的不间断的提高中央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联系。

几个代表性的例子显示了数据视图的可能性，包括国家不断推进完成二代身份证的普及和推广，以及二代身份证芯片本身不断扩展的应用领域（比如可以直接刷身份证乘坐高铁）。这就是国家直接与每一个公民发生了直接高质量联系的一个例子，之后通过身份证号码可以获取的信息包括医疗和DNA，指纹和面部识别、个人财产和缴税情况、人员流动情况、学历情况等。在此基础之上，无论是累进税推行，还是包括人口政策、扶贫攻坚等等社会治理重大课题都有了巨大的数据决策支持；包括在大数据这个词汇流行以前，中央已经可以在各省上报耕地数据之外，通过卫星图像识别和计算全国总耕地面积，保证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包括国家可以动用不同数据员，通过车辆保有信息有效识别贫困户信息。（有车辆所有权的不可能是贫困户）。

另一方面，通过包括区块链在内的技术，政府可以有效推动和精准的投入资源。既包括类似贵阳政府试点的社会积分项目，通过基于区块链的底层将政府资源、社会慈善服务和困难户建立互相信任的互联，同时具备未来积分兑换和消费的可扩展性。与之类似的，包括数字货币等在内的技术，可以有效提高对政府资源投入的监控、流向监测和分析等内容。

最后，政府作为公平交易的促进者和法规监督者，将可以通过区块链互联的各方产生的具有共识的数据，有效的和精准的提供监控，包括在慈善互助、票据发行和交易、电子病历共享等一系列应用。都可以有效促进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减少政府的监控成本。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也必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数据生产国。另一方面，中国拥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汇聚了众多优秀理工科人才的高等学府，有望培养出在欧美正十分紧俏的数据科学家。综上所述，为中国在成为世界最大的数据生产国的同时，还具备有效运用这些数据的潜力。 大数据解决了数据来源，区块链解决数据防伪、共享、对账勾稽等因素。加之人工智能等决策技术，将大大提升类似中国这样的巨大人口、地理、工业门类等国家的整体整合水平，大大增加中央政府对全国视图的整理获取、资源调查、动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