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民族主义可以说是亚洲国家中最奇特的民族主义。相比于其他国家，它过早完成了崛起和衰落的历史周期（从明治维新到二战战败）。作为中国人，我们甚至从学习历史的第一天开始就和日本的民族主义打过交道——日俄战争、21 条、918 事变、抗日战争......日本民族主义所带来的的后果几乎贯穿了我们一半的近代史。所以了解日本的民族主义，有助于我们反视自身。本文主要介绍日本战后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丸山真男的文章《日本的民族主义：其思想背景与展望》（1951 年）。作为几乎经历了日本民族主义上升、顶峰和衰落甚至是后续全部过程的亲历者，丸山真男对日本民族主义的思考可谓颇有洞见。
对于日本民族主义观察的第一个困难点在于，日本的近代史非常混乱：日本对自身的定位充满多样性和分歧性。二战后的日共正因为如此，也对天皇制历史规律和农村阶级关系等在我国早已搞清楚的根本性问题，充满了重大的分歧。日本究竟是什么样的国家？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这些都困扰着人们对其进行研究。
日本的民族主义的产生，是来自于幕末时期欧洲的冲击。这点和远东各国都是一样的。日本视角中的「东洋诸国」，加入国际社会都是因为「国际社会」本身的武力胁迫，而非内部觉醒。民族感情正是在这种胁迫中诞生的。中日最敏感意识到这一点的，都是旧国家的特权统治阶级。而这个阶级「民族意识」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要保护传统的社会体制不要遭受欧洲基督教和产业主义的侵蚀。欧洲相反，欧洲的旧统治贵族都是世界主义的，反而新兴资产阶级是民族主义。
这样一点就导致了幕末的「攘夷」运动包含了维持其特权身份的愿望。因此这种民族主义对国民是没有关联的——甚至是对于普通民众带有一种疏远和敌视。比如幕末文献中经常能看到「奸民狡夷」的称呼。另外还会把这种特权意识投射到国际关系中：没有对等，要么就是我征服你，要么就是你征服我。这两点上来看，幕末清末是有共同性的。
但接下来的发展，中日两国则走向了相反的道路：中国不必多说，旧统治阶级与帝国主义勾结「买办化」之后引发了民族主义和社会革命的结合。自下而上的改变了社会。在亚洲诸国中，中国的自下而上是最明显的，不过印度、马来、朝鲜也是如此。可日本的明治维新是自上而下的，打倒旧体制的本身就是旧体制的组成分子。他们的愿望不过是要把日本的国际地位提高到「与万国对峙」，然后将残余封建势力统一在天皇的权威之下。
这样的变革，导致日本统治阶级对西欧古典民族主义里人民主权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原则了解甚少。从西欧视角来看完全是一个不对味的民族主义。但对近代民族主义末期的形态「帝国主义」，倒是结合得很快。毕竟统治阶级还是旧的，又怎么会与国民解放结合呢？这种变形的民族主义反而不允许国民在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对「民族意识」和「爱国心」进行严肃讨论
结果就是，日本的民族主义过早放弃了国民解放的任务，并且把国民主义上升到国家主义甚至极端国家主义里去了。这种只改变上层却不改变下层的民族主义，导致日本近代化过程非常不平衡。顶层已经竞争世界先进，底层还被幕府时期的传统顽固占据。这种严重且难以解决的不平衡和矛盾，也为其极速没落做好了准备。表面上有力，但底层还是有难以克服的弱点。所以在二战之后，当曾经的统治阶级被清除出场之后，旧日本帝国名噪一时的「爱国意识」突然间似乎就消失了。
既然如此，旧日本帝国便无法依赖于民众自身对国家的连带意识。只能通过不断宣扬对外危机从而唤起民众的爱国心。但还是一样的问题，既然无法依赖民众自身，就只能通过国家来自上而下地完成。幕府社会那种传统封建的家长制忠诚又被唤起了。配合 19 世纪末帝国主义时代的土壤，日本普通人将自我感情投射到了旧日本帝国的膨胀中；而帝国的膨胀则等同于自我的膨胀，从而得到了民众的支持。这种矛盾的心态有一个很精妙的描述：
我国民之爱国心是一旦危机时的爱国心，而非行往坐卧间之常物。 《大正青年与帝国前途》，苏峰
旧日本帝国统治阶级不注重民族主义的合理化，反而坚持利用非合理的部分，在之后付出了代价。
各国民族主义的发展，都会伴随着国民使命感。而日本因为自己特殊的原因，使命感是诸如宣扬皇道、「布大义于宇内」和「八纮一宇」等知识阶层看来非常荒唐的使命。这种诞生于顶层统治阶级的民族主义把日本国内以天皇为中心的金字塔式等级关系构造观念，延长到了国际关系里。这种观念和我们熟悉的中华文化意识截然不同。中华以文化优越性为中心，而日本皇道以武力优越性为核心。中华文化认为只要文化在，则中华无损；但日本追求的是「金瓯无缺」这种皇军必胜和国土从未遭侵犯这样的观念。这样的结果，就是战败后皇国象征物的价值极速跌落。帝国象征物上附带的民族主义意识也失去了支柱。
我们可以看出，正是从一开始日本民族主义走上自上而下这条道路，而不重视普通国民开始，它就走上了一条和亚洲乃至欧洲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截然不同的道路。「冠于万国之国体」这种畸形且抛弃了普通国民的民族主义，被国民抛弃的也很快。只要「民主」还是遥不可及的理论，只是个舶来品，那么它便不可能和正常国家一样与民族主义内部结合；而民族主义合理化的同时就要对民主进行非合理化。所以在 1951 年的丸山真男于文章的结尾担忧到：
如果在今后，国民的爱国心被再度因为那些外来的政治目的而调动，那么它便会放弃国民独立这一几乎被所有民族主义都奉为至上的命题，而只会继承同反革命结合这一过去最丑恶的遗产，这是否也还称为民族主义便归个人的自由了。
可能是上一次实在是用力过猛，其反作用力至今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