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案：我是一名web3的投资人与从业者。曾在密苏里新闻学院访学，因乌鲁木齐事件想通过中国本土视角，解读此次事件的真实情况，尽量以新闻写作的方式客观冷静的展现给全世界所有人，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以及我的一些想法。

• 1.因过度防疫造成的惨剧，乌鲁木齐居民上街抗议。

2022年11月24日。乌鲁木齐的一幢居民楼失火，因为严格的防疫政策，小区的居民被限制人身自由，而这样的极端管理政策，已经持续了109天。但在火灾来临时，想要自救的居民却发现1楼的防盗门被锁住，在高层的住户被社区通知不要出门。最终根据官方的数据，有10人在这场灾难中丧生，其中包括一民5岁的孩子。火灾后3小时，大火被扑灭。

乌鲁木齐在25日当晚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事件，众人聚集在乌鲁木齐市政府门口高呼口号“为人民服务”，这也是毛泽东写在中共中央的最高行政管理场所中南海门口的题字。不同民族的人们站在街上，站上车顶，挥舞旗帜，汉语，维吾尔族语的呐喊刺破静默的夜晚，这栋楼的大火也逐渐向其他城市与意识形态领域蔓延。

中国第一大市场占有率的社交媒体微信上罕见的出现了同一种声音，不过和中共想要的背道而驰。大部分的内容一方面大量悼念死去的同胞，另一方面不断转发事发经过与反思中国目前极端的防疫政策。一篇文章《路是通的，是他们不跑》被阅览了上亿次。标题来自于乌鲁木齐官方发布的通告，说并没有封锁大门，暗指是因为居民的防火意识弱才造成的惨剧，文章驳斥并用标题讽刺这一观点，并拿出了住户提供的证据，以及一系列现场的照片佐证。

在后续未经证实的社交媒体视频显示，小区在失火时火势最猛的几层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每一声“救救我”都直击人们的灵魂。在社交媒体开始失控的两个小时左右，中国网信办（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fice）似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发出了一位中国明星吴亦凡强奸被判刑13年的新闻试图通过流量控制与引导来缓解乌鲁木齐的舆论压力。但这一行为似乎造成了反效果，更多的人加入了质疑政府过度防疫所带来的连带灾难的行为中。其中包括了正在严格实施“动态清零”政策郑州市，重庆市，广州市等城市的公民，他们感同身受，成为持异见者的主力军。

• 2.人民广泛质疑过度防疫造成的社会压力。

  其实这样的质疑在中国社会广泛存在，自2021年起，就有零星的声音讨论是否和病毒共存。中国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博士生导师张文宏医生第一个提出要科学防疫，要让老百姓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但这样清晰理性的声音被中共利用防疫政治化，运动化的行为曲解与淹没。直到2022年10月“二十大”之后，大家所期待的防疫政策宽松化的期望没有兑付，才引发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疫情三年，中国的实体经济受到重创，主要在餐饮业，娱乐业，旅游业，零售业，房地产业等。低收入群体的抗风险能力较弱，并且大量存在于上述行业中，造成了普遍负债的情况，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90后的负债率超过80%，负债金额超过1万美元，这也是当下质疑声音的主要原因。中国A股场今年跌破3000点，与2007年相同。同时，中共“关起国门”以及“极端防疫”的政策让海外资本恐慌，纷纷减少了对中国大陆的投资甚至撤资，工业产业链转移东南亚，也是经济下行的原因之一。中国的对外发言人赵立坚曾说：“疫情期间生活在中国，你就偷着乐吧！“被大众广泛嘲讽因为正大光明开心不起来。

同时除经济之外，人民的正常医疗也得不到保证。一些高压防疫地区，患有慢性病的患者经常出现无法就医，药物短缺的情况。11月14日，李宝亮四个月大的女儿李思雨在郑州方舱隔离中出现剧烈呕吐和腹泻症状。在12个小时之后才辗转多个地方到达登封医院接受救治，而最终女童因为救治不及时失去了生命。在这之前还有因为没有核酸报告而不接受就诊的孕妇最终导致流产，因为封控而不能透析导致多器官衰竭的尿毒症患者等等，有报道的依然是少数，大部分真正有困难的人依然得不到有效的帮助。

除身体的疾病，心理疾病也在折磨着中国的普通人。今年早些时候，上海shut down，小提琴家陈顺平选择了跳楼来终结生命。遗嘱中提到，因怀疑自己得了胰腺炎，很痛苦，医院不接诊，所以可能会死在这里。同时，经历过这次史无前例事件的大量上海的年轻人认为自己有创伤后遗症的一些症状，一位年轻的上班族在封控时期因为食物短缺体重减轻12KG，他表示现在特别害怕饥饿，也饱受失眠与抑郁的困扰。

• 3.中国的极端防疫，最终将会走向何处？

100年前，也有一宗失火的案件成为了时代转变扳机。不过不同的是，那是一次主观行为上的纵火。1919年5月4日，学生们走向街头，抗议巴黎和会对当时中国不利的卖国条约，放火烧了曹汝霖在赵家楼胡同的深宅，还痛打了来不及逃跑并乔装成日本人的章宗祥。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这场运动标志着公民意识或是部分启蒙思想的觉醒，甚至在中共官方历史里，也全部是正面评价。同样的两把火，不同的时空，都点燃了中国人民反抗统治阶级的怒火。

习近平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这届政府，在修改了宪法之后，做出了很多破坏市场经济，加强意识形态管控的政策，在中国学界，其实也有声音认为包括防疫政策，外交关系强硬等在内都是基于一种策略，脱胎于斯大林-毛泽东体系的政治倾向。而这样的政治倾向给一直标榜和平崛起的中国蒙上了一层阴影，毕竟他们的核心都是发展阶级斗争，而不是发展经济。这一次乌鲁木齐事件，很有可能让中共更加收紧对于意识形态领域，中央集权方面的管控，而不是放松。大量的社会精英选择移民，中国大陆失去不仅仅是高净值人群，更是与核心资源：人才的外流。

互联网很有可能深化全员监控，内容审核等管理措施，并延申到文化领域，更加离谱的宣传与管理方式可能会出台，并完全切断民众与其他国家交流的方式，包括学术，旅游，商业等交流。出入境将会变得更难，留给一些拥有海外永居身份的居民的窗口期也不多了。

防疫政策上，将会执行类似明松实严的方式，明面上宽松，实际上更加严格。而这场防疫运动化的闹剧何时结束并不取决与疫情本身，而是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但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遇到的最大阻力就是习近平这届政府本身。而从一党专政演变成一人专政，目前来看，前途并不光明。

最后写给中国同胞的话：

也是100年前，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只有德先生赛先生能够救中国。他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我们都不推辞。”（《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德先生和赛先生实际上就是democracy和science，即民主与科学。这两位来自西洋的先生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深入人心的形象。民主与科学化成了暗夜里引领国人解放思想的灯塔，照亮了人们前行的方向。所以，新文化运动是围绕着民主，科学，自由带有浓烈的法国大革命思想与启蒙思想的运动。

但纵观中国目前的情况，目前的防疫政策，既不民主，也不科学，更不自由。只有中国人可以救中国，该怎么做，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只是找回被执政者故意挫去的勇气。